原文发布日期：2026年7月31日

2025年初，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事件再次将公共外交与数字外交推向国际讨论的中心。DeepSeek 发布后，北京迅速将这一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呈现为国家技术能力的体现。围绕该模型的传播也间接质疑了美国技术限制的有效性，并提出另一种开放技术发展的愿景。在巴黎，国际人工智能峰会为法国与欧洲阐述其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立场提供了机会。大西洋彼岸，美国对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国际媒体削减经费，引发了有关华盛顿正在削弱其全球影响力基础之一的担忧。

这些变化表明，公共外交已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向海外受众推广国家文化、价值观或外交政策。平台、算法、人工智能、媒体基础设施与地缘政治竞争，如今共同作用于同一传播环境。因此，数字外交不仅意味着外交人员使用社交媒体，更标志着国际影响力的生产、流通与争夺方式发生结构性转型。

公共外交最初是一种说服技术

公共外交的现代概念形成于冷战时期，最初被构想为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工具。各国政府通过国际广播、文化项目、教育交流与媒体宣传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这一模式以纵向传播为主：国家掌握国际传播的主要资源，外国公众往往被视为信息、教育与说服的接受者。因此，公共外交与宣传、心理战及意识形态竞争始终保持着复杂而暧昧的关系。

其核心问题相对直接：一个国家如何组织信息，促使外国社会接受某种政治秩序、价值体系或发展模式？从这一角度看，公共外交从来不是国际权力之外的活动，而是权力得以行使的一种传播形式。信息、文化与知识由此成为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战略资源。

“文化交流”背后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揭示了这一传播模式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冷战时期，美国及其盟友拥有更强大的国际广播、文化产业、通讯社与传播技术。因此，“信息自由流动”是在不对称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的。少数强国获得了界定现代化、民主、发展及合法国际秩序含义的能力，其他社会则主要被置于信息、制度模式与技术标准的接受者位置。

公共外交因而可能产生信息依赖。目标国家不仅消费来自优势国家的文化与新闻产品，也逐渐采用其制度分类、技术标准与政治词汇。传播能力的不平等，进而可能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与知识依赖。

这一批判在平台时代依然具有解释力。尽管国际传播环境已超越广播模式，其基础设施仍高度集中。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平台、云服务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对这些技术的控制影响着哪些行为体能够获得可见性、哪些声音被边缘化，以及全球性议题如何被分类和解释。

从说服公众到管理关系

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研究逐渐转向软实力与关系管理。

全球化、跨国流动与互联网扩张削弱了政府控制国际信息流的能力。公众不能再被简单视为被动受众，他们能够回应、质疑、传播并重新解释外交信息。公共外交的目标随之变化：影响力日益依赖于维系关系、吸引注意、建立可信度及组织传播网络的能力。倾听、对话、互动、信任和意义的共同生产成为核心概念。

社交媒体加速了这一变化。评论、转发、话题标签、提及、表情符号、视频和用户生成内容，为外交机构提供了新的互动方式。外交部与使馆得以绕过传统媒体中介，直接与用户交流。数字平台也动摇了国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之间的界限。同一条外交信息可能同时面向本国公民、外国政府、移民社群、记者及全球互联的平台用户。这形成了一种国内与国际相互交织的外交形态（intermestic diplomacy），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由此日益纠缠。

数字外交不会自动带来对话

互动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传播更加平等。平台既可能便利公众参与，也可能促进情绪动员、战略操纵与宣传。用户参与意义生产，但其可见性仍受制于推荐系统、商业激励和平台治理。

外交机构看似在开放的传播环境中行动，实际上却依赖少数技术企业设计和控制的基础设施。这构成数字外交的核心张力：它推崇对话、参与与关系建构，同时又加剧国家、平台及政治行为体之间对注意力和可见性的竞争。

平台所有者的角色说明了这种转型。当社交媒体平台的所有者能够修改推荐系统、放大政治内容并直接介入选举辩论时，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传统关系模型已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

平台本身成为政治行为体。章节讨论了 Elon Musk 使用 X 支持德国极右翼并攻击其对手的案例。此类介入不能仅通过内容分析来理解，还需要考察算法修改、所有权结构与可见性的政治经济学。

重新思考数字外交研究

因此，数字外交分析需要结合多个理论视角。

关系管理能够解释外交行为体如何努力建立信任并维持互动；宣传研究揭示国家如何组织战略性说服；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关注基础设施、资源与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平台研究则考察算法、数据与技术企业的制度性角色。

这些视角不应被当作前后相继、后一模式简单取代前一模式的发展阶段。当代数字外交同时结合多种传播逻辑：对话可能服务于说服，互动可能被纳入宣传，参与可能强化国家叙事，而看似开放的平台则可能制造新的技术与信息依赖。

数字外交研究因此必须超越对帖子数量的统计，或对一国叙事是否具有吸引力的评价。研究需要追问：谁控制传播基础设施？谁获得算法可见性？国家与公众如何共同生产外交意义？国内政治冲突如何进入国际传播场域？技术系统又如何重新分配叙事权力？

从公共外交到数字外交的转型，最终不仅涉及传播渠道的变化，也改变了外交、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深度媒介化条件下，传播基础设施、制度实践与日常互动日益相互依赖。理解数字外交，因而成为理解国际权力组织方式变化的重要路径。

出版信息与引用

本章全文发表于 Mark Wheeler 与 Petros Iosifidis 主编的 De Gruyter Handbook of Digit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uang, Z. A. (2026). From public to digital diplomacy: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ath. In M. Wheeler & P. Iosifidis (Eds.), De Gruyter handbook of digit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p. 383–394).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1386034-033